“等待他們（犯罪嫌疑人）的將是法律的嚴懲！”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話，一些傳媒（特別是電視、廣播）報道有關刑事案件的新聞時，總喜歡以此作為結束語。這話乍一聽，似鏗鏘有力，擲地有聲，但細分析卻覺得出言輕率，并不妥當。因為，從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實踐看，等待犯罪嫌疑人的，不一定是“法律的嚴懲”。
我國《刑事訴訟法》規(guī)定，刑事案件假如事實清楚，證據確鑿的話，即使法院判決犯罪嫌疑人有罪，至少也有四種可能的結果：從重處罰、從輕處罰、減輕處罰、免于處罰，其中每一種處罰均由具體明確的法定情節(jié)決定。所以，犯罪嫌疑人即使是嚴重犯罪，而如果他（她）具有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(jié)（如自首、立功等），法律也不會從重處罰，反而會從輕或減輕處罰。此時，未經法院判決，即言“等待他們的將是法律的嚴懲”，并不準確。
落馬貪官被送上審判庭后，與其他類型的犯罪嫌疑人一樣，等待他們的也不一定是“法律的嚴懲。”十八大以來，有25名省部級“老虎”落馬，其中20人已經作出被法院作出終審判決。從指控的貪腐數額看，這些貪官平均每人貪腐數額高達3208萬元。從量刑上看，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有周永康、劉鐵男、王素毅三人，他們的受賄金額分別為1.2977億元、3558萬余元、1073萬余元。（1月19日《中國經濟周刊》）
一個顯見的事實是，貪官貪腐數額與量刑之間存在因人而異的差異，產生差異的原因在于貪官有無從輕處罰情節(jié)。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明確規(guī)定，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、立功、坦白、悔罪、積極退贓等情節(jié)，均是受賄罪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。周永康認罪悔罪，主動要求親屬退贓且受賄款物全部追繳，具有法定、酌定從輕處罰情節(jié)；李春城因為如實供述罪行、自首、重大立功、悔罪及積極退贓等情節(jié)，也獲得了從輕、減輕處罰。而相反，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，由于當庭全盤翻供，否認了所有指控，最終因受賄283萬多元，被從重判處有期徒刑12年。
這些差異化的判決，一方面體現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，一方面也體現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，符合法律規(guī)定，無可厚非。但是，網絡民意對近年來一些貪官被從輕或減輕處罰，似乎頗有微詞，上述《中國經濟周刊》相關報道的網民跟帖評論，也大多對此表示不滿，不太接受一些貪官沒有被法律嚴懲的現實。
從情理上，網民希冀對貪官從嚴從重苛以刑罰，可以理解；但法理上，貪官也應享有被法律從輕處罰的權利，否則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如何體現？雖然職務犯罪與其他刑事犯罪的主體、客體及其后果差別很大，減輕或從輕處罰的要件也很不同，但大家遵循的都是罪刑法定原則，得到的都是法律溫情的一面，而不僅僅是失去溫度的冷刑峻法。
十八大以來，我國反腐風暴席卷全國，一些藏匿海外的貪官也難逃恢恢天網，被刑之于法的貪官數量前所未有。這與貪官爭取立功揭發(fā)他人犯罪有關，許多“窩案”、“串案”，就是貪官們互相揭發(fā)出來的。因此，在具備法定情節(jié)的情況下，對貪官從輕或減輕處罰，既符合現行法律，也有利于反腐“打虎”，也只有這樣，才能更好地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。
